刘老师：今天下午人比较多，多通知两三个人，这么多人，很好的事情，说明很多人想学好中医，第一节课时已谈到李可老中医，现在他就坐在我们面前，就请李老聊一聊学习《伤寒论》的体会。李老：我学中医是自学，特殊机缘走上这条路，根砥浅，不像大家受到系统教育。23岁自学中医，6年以后记了些方，只会对号入座，有时效果不好也闹不清什么回事。请教老中医，他们告诉我，中医的出路在《伤寒论》，于是开始自学《伤寒论》，从学方开始，麻黄汤系列，麻黄附子汤，麻桂各半汤，小青龙汤，大青龙汤，好些东西似懂非懂，但治病情况有所改变，以前拿方套人，现在各种各样的病放在六经中去考虑，妇科、儿科都是这样，进步一点。后三年治过心衰病没救活，四逆汤治现代讲的心衰，可以说是医圣留给后人的法宝，可以抢救危重病人，关键在剂量，里面关于“附子定量9克，先煎两小时”，以前没有，后世加上去的，所以考虑是剂量出了问题。注解看了不少，没有谈剂量，只有许叔微《伤寒九十论》中记有一个病案：有病人久治不愈，伤寒论上原方原量，一剂药三次服，两次时已豁然而愈，感慨很多。晋时离汉，好几百年，战乱散佚，王叔和整理出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，现在看来剂量怎么用，没有定见。明代李时珍完成《本草纲目》得原序中指出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，他当时有权威，提得建议都接受了。距今407年，还是原样，这个量治不了病。除非你功底很深，辩证准，但是没有一剂止，二剂愈的效果。经方治病非常神奇，历史上《伤寒论》治病概貌。古代临床家著作中剂量是不传之秘。在甘肃救活的第一个心衰病人，昏迷，四肢厥冷，脉是摸不到了，血压也没了，用了30克附子，用开水来熬，前10分钟有点药效就开始灌，加到150克，7小时后病人睁眼，150克基础上另取一剂，后又活了十多年。81年考古发现汉代的种种度量器，上海的柯雪帆教授进行了实际称量，汉代的一两=15.625克，汉代的一升=200ml，好些具体称量方法。让大家知道用大剂量是有根据的，因为这些已经告诉我们《沙麻木》的实际剂量。这是个契机，只有柯雪帆，他已经70多岁了。以这个剂量加减复脉汤治脉结代心动悸有很好的疗效，但全国无动于衷。除了邓老和军医大学一位教授对此进行思考肯定以外，绝大多数对我的提问，就像是考学生一样。从李时珍老人算到现在，编中医教材40多年，中医界没有把机遇抓住。让大家提高信心，学了就要用。 学长提问：李老您都是自己熬药吗？李老：开始一直都是自己动手，从来没有附子先煎，稍微迟一点不行。能喝多少算多少，周围的朋友说你是个二百五，去就病人，也没有红包，万一死了，他要敲诈你，我当时只想怎么把病人救活，不会去想别的。弟子生活优越后，没有冒险精神，很难成功。只有一个广珠中医药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，杨老师的同学，在武汉门诊用附子，药房都有意见了，一公斤不够用，病人快要死时，医生只想赶快去救，万一死了，病人是通情达理的，农村的百姓非常淳朴。学长提问：其他《伤寒论》药量是否也按剂量用。例如麻荒汤麻黄用45克？李老：麻黄就不用那么多了麻黄要另煎（我向李老请教时李老跟我谈麻黄用量是，说麻黄用量也是按剂量用，只是麻黄另煎。待遍身漐漐微似汗出，即不再服用），南方人也不一定腠理疏松。也有出不了汗，因为气候热，喝冷饮，吹电扇，空调的。（我向李老请教时李老跟我说，不出汗的，也有因为小便增多而病愈的）刘老师：一般都是严格按照经典上用，这几天用当归四逆汤机会多，当归30克，细辛45克。在中国中医药报高层论坛上，我谈到了剂量，危急情况下，剂量成了救命稻草。如按常规，如泥牛入海。李老为我们做了榜样，使我们少走很多弯路，李老是亲自喂病人，呆上几个小时，估计没有问题才敢撤退。这些经验是从临床得来。 (李可)这里说明一点，我用方子，凡是用古方就必须用古代剂量。原则上折算方法，就是汉代一两，等于现在15.625克。如果少于此量，就不能治大病！关于古方，特别是伤寒论的剂量问题，过去大家都讲，好多古人认为仲景方不传之秘在于剂量。我在一生当中，有一次偶然的机会误打误撞，发现了这个秘密。我在60年代初期从甘肃回到山西，曾经治过7例心衰。心衰毫无疑问是少阴病主方四逆汤，但是用四逆汤这些人都没有救过来。以后我就想伤寒论四逆汤原方是，炙甘草2两，干姜两半，生附子一枚，生附子毒性超过制附子5倍以上，一枚大约大者30g，小者15-20g，一两照3倍来计算，四逆汤用制附子，起码3-5两左右，就是古代剂量！但是从明朝李时珍开始，对古方作过一番研究，认为古今度量衡变化不太清楚，究竟应该怎么办，他最后来了个折中，说：古之一两，今用一钱可也。也就是古方伤寒论只用到原方量的四分之一，这样就等于把伤寒论阉割了。（40’）我怎么样能发现呢，有一次，一个老太太，病得很厉害，她儿子和我是朋友。医院下了病危通知，他就抬回家准备后事，然后就找我去看，我一看四肢冰冷，脉搏非常微弱，血压测不到。当时开了方子，用了一两半的附子，开了三剂药！我说回去以后给他煮上吃，看情况，如果四肢冰冷全身冰冷，吃了药后温度回来，就可能就回来。结果第二天他又来找，说我妈情况很好，已经能够坐起来，已经吃了很多东西，同时自己张罗着要下地帮媳妇做点家务活。我说不对，我昨天给你开了三剂药。他当时，老太太病重的时候，手忙脚乱，又要准备后事准备老衣服，又要熬药，所以三副药熬在一块（一笑）。一副一两半，三副就是100多克，这就误打误撞，病人好得很快，据他儿媳告诉我，因为她急急忙忙，药熬得过火了，剩下不多一点，加了水量不够，过一会喂一匙，喂了四十多分钟，老太太眼睛睁开，药吃完了，老太太第二天就下炕了，所以药量问题是个关键问题。用药这么大剂量会不会对病人造成伤害？这个大家过虑了，这个剂量，我是从60年代初期开始做的，一直到81年7月，我们国家考古，发掘出东汉的度量衡器——权。当时发现有量液体的，量固体的，量粉末药的方法，很全面。最后经过一些学者，特别是上海中医药大学柯雪帆教授，作了系统的总结。我当时就是误打误撞，发现这个奥秘后，我就逐渐的查找历史上为什么发生断层。为什么张仲景伤寒论的方子治不了病。查来查去，从李时珍开始就是现在的小方子，几钱几分，虽然可以治好些个病，但是治不了大病。在重危急症领域起不了多少作用。 1升=200毫升一合=20毫升东汉一斤=250克左右一两=15.6251斗＝2000ml　1斛＝20000ml　1200黍米=12铢6铢＝1分4分＝1两16两=1斤30斤=1钧4钧=1石10合=1升10升=1斗10斗=1斛从明代到1979年，钱换算为克的正确公式应为595÷16÷10，1钱约等于3.72克。10黍=1累,10累=1铢,6铢=1分,4分=1两,16两=1斤杏仁100粒=40克桃仁100粒=30克乌梅100粒=90克栀子10枚=10克枳壳1枚=18克枳实1枚=1.5克附子中等大者1枚=25克大者1枚=30克槟榔1枚=7克大腹皮1枚=5克贯众1枚=60克生草乌1枚=5克,僵蚕10条=5克水蛭7条=10克虻虫6枚=2克,郁李仁20粒=1克,半升(100毫升)=70克生半夏半升(100毫升)=50克五味子半升(100毫升)=31克 麻仁半升(100毫升)=50克生枣仁半升(100毫升)=50克 豆豉半升(100毫升)=52克,冬瓜子半升(100毫升)=25克芒硝半升(100毫升)=60克,吴茱萸1升(200毫升)=70克 麦冬1升(200毫升)=60克石膏如鸡子大1枚=60克 汉代的权样图 尺寸:由大至小--1.直径34MM 厚5.5MM 重18.2g2.直径28.5MM 厚5.5MM 重14.1g3.直径26.3MM 厚4.8MM 重9.2g4.直径24.5MM 厚4.5MM 重7.7g5.直径23.5MM 厚4.8MM 重8.3g6.直径23.5MM 厚4.8MM 重8.7g7.直径16MM 厚3.5MM 重3g5.[直径30MM 厚8MM 重20.5g直径49MM 厚3.5MM 重26.9g 量器：量制概述 石，作为一种量器名称，即斛或百升为釜之釜，秦时已开始，汉时更通行。十斗为石，石和斛常混着叫。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，由商鞅所定的秦量即普遍推广。现存的分别藏于各地博物馆的实物如：始皇诏铜方升，容积有199.5，210至215.65毫升的，后两者量值分别大于标准器(二百毫升)5％(被允许)至6.7％。大一级的量器有容积1980、2050、2000的诏铜椭量或陶量，这些都是一斗之量。以石(斛)为单位的秦量迄未发现。近年来内蒙赤峰出土一种容积甚大秦量器——始皇诏陶量，可容小米32000毫升；另外在吉林发现同类型的三件陶量的碎片，刻有十六斗黍半斗的字样，由所刻文字可知一斛的容积接近于二万毫升。 在研究秦量实物时，可以看到秦统一后量器容积表示几升或几分之一斗之数的情况很多。如各地博物馆所藏的两诏铜椭量，容积(水)有485、490、500毫升的，属四分之一斗即二升半之量，折合每升分别为194、196、198、200毫升。金石学家著录的始皇椭量有容积480和487毫升的，也是二升半量。还有容积584毫升的，则是三升量而稍弱，再大一些的两诏铜椭容小米650毫升，属三分之一斗量，每升容195毫升。半斗的量器传世的也有几个：如山东邹县出土的始皇诏陶量三器容积(小米)为970、1000毫升，还有一个容990毫升。所有这些--半斗量，三分之一斗量，二升量、二升半量、升量，构成了一个秦量的系列。这和当时的口粮分配制度有关。《秦律》规定。从事筑城等重体力劳动者，“男子旦半，夕参(叁)，女子参”。旦食半，即食五升，参食即三升少半升，一天两餐共八升少半升(少半即三分之一)。女子两餐三食，日食六升大半升。站岗和从事其他劳动的也是日食六升大半升(大半为三分之二。“阨囚”和使者之仆，则只给以“日少半斗”的低标准。不同容积的量器正直接应用于不同数量的廪食供给。不认为这些不同单位的量器是分属于两种或几种不同的量制。 汉代量器大小都沿袭秦时制度，汉升大小有文献可证，《晋书·律历志》云：“郑元以为鬴方尺，积千寸，比九章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”。即汉一升大于周鬴一升(187.6毫升)，其数当在194毫升以上。汉代量器现存的实物不少，升容积为198以至200毫升。前者之例如黾池官铜升，后者之例如上林共府铜升和楚私官铜量。杨氏铜椭量则为一斗量，容1960毫升。王莽制作的铜嘉量一斛容20097.5毫升；新莽漯仓铜斛容19100毫升；始建国铜方斗1940毫升。东汉一斗容量有1970毫升(元初大司农铜斗)至2000毫升的(山东出土铜斗)；一斛容量有19600毫升(建武大司农铜斛)，20300毫升(夷道官铜斛)、20400毫升(光和大司农斛)，以至20440和20500毫升的。尽管有的因制作不精，略有出入，但都和秦时量制一脉相传，也文献所记可合。 在汉代同一套量制有大小不同单位的各种量具。如西汉平都铜椭量容小米645毫升，合三分之一斗或三升少半升之数(每升194毫升)。据《居延汉简》：戍卒月食粟小石三石三斗三升少，此类量器即用来量三升少半升者。另外，尚方铜椭量容1020毫升，为半斗之量。西汉小量器：大半龠铜量容6.7毫升、铜椭量容50毫升，即四分之一升量，新莽始建国铜龠容10毫升、东汉容10毫升的铜龠则都是一龠之量，还有东汉的铜合容20毫升，则为二龠之量。新莽时小铜撮2.1毫升，为五分一龠量(五撮为一龠)。这些都是用量小数和畸零之数，当不至于误以为分属大小不同的量制。 大石小石 比较难办的是汉代很明确地存在大小不同的两种量制——大石小石，大斗小斗、大升小升，这大石小石的量值各为若干?200毫升的升是大升还是升呢? 汉代大石小石之分，在敦煌和居廷汉简中资料屡见，《汉书·货殖列传》中亦有“漆千大斗”之语。据汉简确切记载，大小石之比为五比三，一小石等于0.6大石。问题是大石到底有多大，合今市斗多少?多年来有两种说法。一种说法是二万毫升的石为小石，前面所讲的石都是指小石而言，大石则为小石的二万毫升除以0.6，等于33333毫升，即汉时一小石合今二市斗，一大石合今三斗三升三合。清戴望在《管子·国蓄》注中说：“古之石准今三斗三升三合”(清石与市石接近)。他所说的石就是指大石。另一种说法是二万毫升之石为大石，依此，则小石为一万二千毫克升，合今市斗一斗二升。在这两种说法中我以为前者比较符合实际，后者并无根据可言。(详见拙著《中国代粮食亩产量研究》35—40页) 其实汉量器大小二制，在先秦时情况就已存在。商鞅“平斗桶权衡丈尺”的桶是木制的方斛，为另一种大斛的六斗之量(《说文解字》：“桶木方，受六斗”)。在商鞅改制前那种大斛很时行，甬(桶)的容积为二万毫升，原先之大斛则应该是容33300毫升。赤峰出士的陶量(16斗)容32000毫升，还有刻有十六斗半字样的陶片，是否含有斗十六半合大石一石之意在内也未可知。 从汉代看，十几年前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器中，有一件漆书标明是“一升”的耳杯，量值310毫升，和通常所说的汉时一升之量二百毫升不同。考古界人士说这“大约是大升之数”。分析非常中肯。可能这三百多毫升的耳杯就是汉时一大升的一个不太精确的物证。 还有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的“蘖麴盐豉千荅”一语也值得注意。徐广注曰：“或作台，器名有瓵。”孙叔然曰：“瓵，瓦器，受斗六升合为瓵音贻。”不论“荅”是否即“瓵”，“受斗六升合”的容器古时是有过的。汉时的大斗可能就是这种容积为小斗1.6倍的容器。 汉尺有大小之分，小尺为23.1厘米，由此制作的量器容积为二万毫升(新莽嘉量)。大尺为27.72厘米，如按大尺长度，依周嘉量(釜)的制作规格计算：1570.8立方寸乘上2.772厘米(一寸之长)的三次方，每斛(石)容积正在3.34万毫升左右。注2大石之每升容333.3毫升，与之正相吻合。可以认为大石就是由大尺而来的。吴承洛亦依古黄钟定量之法来计算汉升之容积：16.2×(2.765)的立方为342.45256毫升。由于所依汉尺微有出入，容积以16.2立方寸为准，故答数略为偏大。但不宜说吴氏所列的汉代一升容积毫无根据。只看小尺定汉石的概念(以二万毫升为石，且说是大石)，完全否定吴氏之说，未免有欠公允。 一斛容一万二千毫升只在西周的鬴上发生，不能移植于汉代，说这是汉一小石的容积。因为周代的鬴当时的周小尺19.7厘米制作而成，汉代的石由23.1厘米的汉小尺制作而成，其容积只能是二万毫升而不是一万二千毫升。西周的鬴积虽为一万二千毫升，而所含的升只有64升，汉代是百升为石，按百升计算，一石容积就只能是二万毫升，而不可能是一万二千毫升，并且这二万毫升之石还只是汉之小石而已。 注2《周礼》记载：嘉量一釜(石)。深尺，内方尺而圆其外一。方边一尺，圆径=1.4142136尺，半径为7.071068寸，圆面积=(7.071068)平方×兀=157.08方寸。深一尺，或十寸，圆筒形容积为157.08×10等于1570.8立方寸·具体容积多少，视所用尺之指度(19.7厘米，23.1厘米，27.72厘米)而转移． 以一万二千毫升为汉代的一小石，问题的要害在于这样算出来的口决不够吃。按：秦时隶臣从事农业劳动的，全年忙闲平均，月食禾2.33石，合粗米1.4石(粗米加工率0.6，精米为0.5)，每日平均4.7升(自耕农为五升)，此是小石，一升按二百毫升计，以今量折合，4.7升当0.94市升即日食粗米一斤半(0.94巿升乘1.6市斤)，一月45市斤，合精米为月食37.5市斤，生活还过得去，如小石按一万二千毫升计，一月食粗米只含27市斤，食精米更少了，仅22.5市斤。这一点口粮怎么能维持重体力的农业劳动的消耗?(今日副食品多，重体力劳动者一月需用精米40市斤)只有一小石为二万毫升，一大石为3.33万毫升，才能和粮食的消费水平对得起来。 秦汉时的大石本系量粗物和带壳的原粮而用。粮食(粟)的加工率为0.6；以大石量给粟一石，即等于付给加工后的粗米一小石。大小石之比例就是这样定的。至于大石也用以量米，小石也用以量粟，两者混用不分，则是后来之事了。小石比较轻便，使用机会较多，可能以此之故，大石的使用相对较少，所以在出土实物中不易发现汉代的大石。 特殊小量器 汉代量制在上举的大石小石之外，还有一种特殊的小量器，如只容1.2毫升的小铜勺等，这些量器既非大小量器的几分之一的畸零之数，更非所谓汉小石1.2万毫升的万分之一。典型的1.2毫升的实物是东汉时的二分铜量，此器形似小勺，长柄，柄上刻一分容黍粟六十四枚，(《图集》92页)。一分是个容量单位，“十黍为一铢，六铢为一分”(陶宏景《别录》)，一分之量正可容六十黍。此铜量实为二分之量，实测容水1.2毫升，容黍128枚(和《别录》所云甚近)。专家推断这种小铜量多为量药物之用。我认为，其来源即是古黄钟(用24.63厘米的九寸为黄钟之长)一龠之量12毫升的十分之一(古黄钟一龠容黍一千二百粒)。秦汉时随着尺子变短(23.1厘米)，黄钟一龠虽已缩小至十毫升，但量药物有习惯性，仍保持用旧的与12毫升有关的量器未变。如果此种假设前提能够成立，则东汉时容六毫升的小铜量两件可视为量药物的二分之量的五倍，都与以23.1厘米为尺的九寸作黄钟之长，其小量器容10.20毫升的铜龠、铜合、分属两个不同的量器系统，推而广之，西汉容7.2毫升的小铜量为六倍于二分之量；容0.4毫升的小铜量似为二分之量的三分之一，可能也都是量药物的专用器具。(《图集》页78)西汉还有一个18毫升的小铜量，容量略小于一合，也属特殊用途的小量器。云梦秦简《传食律》规定：上造以下到官佐等，食“盐廿二分升二”。专家认为，按秦汉每升容量合200毫升折算，“二十二分升二”当今18毫升，与此器容量相合(《图集》页79)。据此，这个小铜量就是量盐的特殊用具了。 重量：秦统一全国后，衡制益臻规范，一斤之重大率以250克为准。这250克正是黄钟一龠所容黍粒重量(半两)递进累计(乘2乘16)所得的结果。现存的刻有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可断定是为统一之后的衡器，著录于《图集》者不下三十件。分类转录，可如下列： 铁石权八枚，器重和铭重(此处为重量之石，即120斤)相较，折合每斤所重的克数分别为：273.75、271.66、268.8、265.1、262.5、261.9、256.3、254.2克。铜石权一枚斤重253.6克。 两诏铜权(钧权)折合每斤252.4克，始皇诏铜权(20斤)斤重249.8克。 十六斤铜权三枚，每斤各重261.6、260.9、251.3克。 大騩铜权、旬邑铜权、始皇诏铜权(皆为九斤权)，每斤各重255.5、252.2、240.6克。 八斤铜权三枚，斤各重257.9、250、249.7克。 五斤铜权四枚，斤各重253、252.9、249.4、249克。 一斤铜权二枚，各重252、248克；又秦二世时一斤铜权二枚，各重250.4、247.5克；美阳一斤铜权240克。咸阳亭半两铜权7.55克。 以上说明权越大(如石权)，斤重越不准(一般偏大，有高出百分之七以上者)。因权衡制作不易，大权未必合乎标准。超重者需凿去一些(权上有槽，为凿痕)，但也不可能刚好，故出入仍难避免，同时大权为称量实物税收用(如收藁税，即以石计)，大秤进已是普遍规律。权之中、小者、则围绕在一斤250克上下波动不大(太小的权如半两也难制，重量则偏低)。从适中的数值看(247.5克至252.9克)，以十四个权平均，每斤之重为250.54克，差不多是250克之数。这个数字肯定与以23.1厘米为尺的秦黄钟一龠(10毫升)所容黍子之重无关；而是沿用了以24.63厘米为尺的古黄钟一龠(12毫升)所容1200粒黍的重量未变。从实物看，楚(后期)和燕国的斤重已为250克或接近250克，由于战国商品经济的发展，为方便各国之间的商品交换，秦国衡重已渐向250克靠拢，统一后更以250克为标准了。有的学者(万国鼎)以秦权每斤重240克，根据不足。(美阳斤权较轻，只240克，是个别情况)。 汉承秦制，只是黄金称量中改镒为斤，一般物品一样用十六两为斤之斤。一厅之重也应以250克为标准。出土的西汉铁权每斤之重在250克上下出入不大者有这么几件，如满城出土的三钧铁权，每斤合249.9克；旅顺所藏的重一斤十两的官累铜权，每斤合248.3克，陕西出土的武库一斤铜权重252克；内蒙出土的一斤铁权每个重249.23克。(《图集》页139、142)也有重242几克，甚至230几克的，这些因有不同程度的锈蚀、磨损、剥落，有长期使用的痕迹，重量不准，不足为凭。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衡杆及铜环权，环重10.75克，相当于十六铢，如是推算则每斤合258克：这是所发现的商业用的市秤，比250克的标准重量略大(1.032)，但尚在允差的范围之内。 情况比较复杂的是西汉现存的量器上面自铭的重量同实测重量，与250克的标准重相比，颇见参差。其每斤所折合的克数为：黾池官铜升237.6克，楚私官铜量228.6克，上林共府铜升285.6克，平都铜椭量240.7克，尚方铜椭量248克，杨氏铜椭量229.7克。 推其原因无非是称量的权衡不标准，故自铭的重量也就没有准头。如果用合乎标准的秤来称，情况就不这样了。如西安出土的西汉铸钱铜原料，每块重量刻字均在一百二十斤(四钧)左右，这就是按标准的权衡称出的重量。因为用今市秤(500克一斤)比重，约60斤有零，即汉一斤约合今市秤半斤有零，与一般的概念相合。秦汉一以贯之，二斤合今一斤(市斤)，每斤250克，十六两秤，每两合15.625克。这个说法应该是可以成立的。 据南京博物馆报告，近年来在盱眙南窑庄出土了一批刻有重量的汉代金币。数量之多，为前所未有。这批金币有九块成圆饼状，其中四块底面刻划阴文直行正书文字“斤八两”、“一斤二两九铢”、“一斤八两四朱”、“一斤八两四”，其重量经实测分别为376克、289克、379克、250.93克，合公制，前三块每斤分别为250.67克，251.64克、250.93克，最后一块不成比例，当有部分为使用时割去。还有一块麟趾形的，底面刻划阴文直行正书“十五两十五朱”，重246.6克，每斤合252克。八块马蹄形的其中刻斤两的有四块：“十斤十一两”(重434.8克)。“一斤十两廿三朱”(重421.4克)，“一斤十两十一朱”(414.2克)、“一斤二两廿朱”(295.8克)，每斤所重克数分别为253克、249.8克，250.8克、250.74克。大体言之，一斤约为250至25l克。这一材料更有力地支持了汉代一斤合250克的结论。 吴承洛度量衡史中以秦汉每斤重258.24克，这个数字偏大，其来源系根据吴大澄称秦钧权(一个)、石权(一个)重量而得来(从湘平与公制克数相折合，得每斤重258克余)，所用材料太少，从多数材料看，还是以斤重接近250克为众。258克或更重于258克的数值也有，然而是不多见，也是不精确的(吴氏同时列举的一个斤重的秦权，只重226.3克)。 1.四逆汤：甘草二两（炙），干姜一两五，附子一枚（生用去皮，破八片） 上三味，以水三升，煮取一升二合，去滓，分温再服用。 2.通脉四逆汤：生附子一枚，干姜三两，炙甘草二两。 3.通脉四逆猪胆汤：通脉四逆汤加猪胆一合。 4.四逆人参汤：生附子一枚，干姜一两五钱，炙甘草二两，人参一两。 5.茯苓四逆汤：四逆人参汤加茯苓六两。 6.吴萸四逆汤：生附子一枚，干姜一两五钱，炙甘草二两，吴萸一两。 7.干姜附子汤：生附子一枚，干姜一两。 8.白通汤：生附子一枚，干姜一两，葱白四茎。 9.百通加人尿猪胆汤：生附子一枚，干姜一两，葱白四茎，人尿（即童便）五合，猪胆汁一合。 10.甘草干姜汤： 炮干姜二两，炙甘草四两。 （附子，先煮二小时左右，到不麻口为止）如果附片未煮透服，被麻醉不安者，即以好肉桂三到五钱泡水服之，轻者立解，重者渐愈，切忌用冷水洗胃每多促亡！ 附方： 潜阳封髓丹：附子二两，西砂三钱，龟板四钱，黄柏二钱，甘草二钱。 大回阳饮： 附片二两，干姜一两，肉桂四钱，炙甘草三钱。 麻黄汤：麻黄三两，桂枝二两，甘草一两，杏仁七十枚。 麻杏石甘汤：麻黄四两，杏仁五十枚，石膏半斤，炙甘草二两。 大青龙汤： 麻黄六两，桂枝二两，甘草二两，杏仁四十枚，生姜三两，大枣十二枚，石膏二两（如鸡子大）。 小青龙汤：麻黄三两，桂枝三两，芍药三两，甘草二两，五味半升，半夏三两，生姜二两，细辛三两。 麻黄附子细辛：麻黄二两，附子一枚，细辛二两。 麻黄附子甘草汤：麻黄二两，附子一枚，甘草二两。 桂枝汤： 桂枝三两，芍药三两，甘草二两，生姜三两，大枣十二枚。 白虎汤： 石膏一斤，知母六两，甘草二两，粳米六两。 大承气汤：大黄四两，芒硝一两，枳实五枚，厚朴半斤。 小承气汤：大黄四两，枳实三枚，厚朴二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