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三阴之方治三阴病,虽失不远

2021年10月28日09:29:10 发表评论

以三阴之方治三阴病,虽失不远

傅文录 河南省平舆县人民医院(463400)电话:13619802513

内容提要:本文就郑钦安之阴阳辨证,从《内经》“治病必求于本”之目的在“阴阳”,中医所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围绕阴阳之主题。郑钦安之所以重视阳虚病之研究,是因为世医之不辨阴阳之误,并发现大量的阳虚病证(症)不能被正确处理,因而积极提倡要明辨阴阳,重视阳虚病之辨识。通过阅读郑钦安著作感悟到“以三阴之方治三阴病,虽失不远”,及“扶阳助正,回阳返本”学术思想,颇能反映针对阳虚病之治策略与方法,对于临床上把握治疗方向与方法,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。
关键词:郑钦安 阳虚病

郑钦安在《医理真传卷二》阳虚症问答总结中说到:“以三阳之方,治三阳病,虽失不远;以三阳之方,治三阴病,则失之远矣”。反之亦然,郑钦安虽然没有明说,其意当指,即“以三阴之方,治三阴病,虽失不远;以三阴之方,治三阳病,则失之远矣”(作者心悟)。即意义是说,应用四逆辈扶阳之类方药,一定是要治疗阳虚病,才能达到有效的目的。如果说偏离了这个主题,则是不可能有临床效果的。临床上如何认识与把握这个问题,笔者从以下几方面谈一下学习与临床体会。
1.治病必求于本
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》中云:“阴阳者,天地之道也,变化之父母,生杀之本始,神明之府也,治病必求于本”。根据《黄帝内经》作者写著方式,即前后对应的方法,来解释或回答问题的方式,其“治病必求于本”,这个“本”字,当指“阴阳”而言。这就是《黄帝内经》从根本上要学习者,把握“阴阳”纲领之真正的内涵与意义。
为什么《黄帝内经》要强调疾病的根本是“阴阳”之问题,这是因为“人生有形,不离阴阳”(《素问宝命全形论》),且“阴平阳秘,是曰平人”(《黄帝内经》)。而阴阳偏颇,则病之由生,正所谓“偏阴偏阳之谓疾”(《医学启源》)。疾病之发生发展虽然千差万别,变幻莫测,但“发病损伤,即有不同,总以阴、阳两字为主。阴盛则阳必衰,阳盛则阴必弱,不易之理也”(《医理真传卷二》)。郑钦安一语道破了天机,他认为《内经》一书之精髓,就是指出了人体一切病理之变化,不管其多么的复杂化,都不越阴阳损伤二字,而抓住阴阳损伤之处进行调整,正是“治病求本”之道,也是我们临床上之最终目的。
正是要追求“治病求本”之道,郑钦安才精于辨识阴阳,推崇“阴阳至理”,这不仅是他精读《内经》感言,更是深研《伤寒论》得出之真机:“仲景一生学问,就在这阴、阳两字,不可偏盛……学者苟能于阴阳上探求至理,便可入仲景之门也”(《医理真传卷二白通汤用药意解》)。这即是在强调,只有明辨阴阳至理,把握阴阳,才能登堂入室。
郑钦安有感于市习阴阳不辨,正如陈修园所说:“良医之救人,不过能辨认此阴阳而已;庸医杀人,不过错认此阴阳而已”。因此,郑钦安所以著《医理真传》与《医法圆通》两书之目的,就是要告诉学习者临证之时要明辨阴阳。正如他在《医理真传自序》中所说:“医学一途,不难于用药,而难于识症。亦不难于识症,而难于识阴阳”。表明其认为明辨阴阳乃该书之精髓。同时在《医法圆通自序》中亦云:“一病有一病之阴阳……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”,说明该书之精髓,仍然是要学习者不要被复杂的疾病所迷惑,要“辨明内外,判以阴阳”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上“治病求本”之道,偏离了这个主题,就会使我们陷入“一遇危症,大海茫茫,阴阳莫晓,虚实莫辨,吉凶莫分,一味见头治头,见脚治脚”(《医法圆通用药弊端说》)之粗浅地步。
郑钦安为什么要强调疾病辨识阴阳呢?因“善诊者,察色按脉,先别阴阳”(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》)。临床上由于疾病的属性和本质不同,治疗方向与方法各不尽相同,郑钦安认为只有牢牢抓住阴阳二字,才能够执简驭繁,把握复杂的证候,以阴阳辨证为纲领,而不至于犯原则方向性错误。正如他说:“病有万端,发于一元(如疾病),一元者,二气(即阴阳)浑为一气者也。一气盈缩,病即生焉。有余即火(阳症),不足即寒(阴症)”(《医法圆通万病一气论》)。即郑钦安认为,万病生于一气盈缩,气盈有余便是火,为阳症;气缩不足便是寒,为阴症。这就是《黄帝内经》中强调的“阴阳者,天地之道”。阴阳合则为一,一则为气,气有盈缩,病即发生,这便是疾病阴阳之由来。郑钦安要我们明辨阴阳,正是《黄帝内经》所强调的“治病求本”之道。即我们要从整体着眼,着眼于全身机能的调整,并非专以治愈某一部位的疾病为能事。
郑钦安强调辨病治病,“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”(《医法圆通卷四》),认为“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,万变万化,不越阴阳两法”(《医法圆通喉娥》),“认证只分阴阳”(《》),以阴阳统分万病。因“万病不出阴阳两字”(《》),“凡遇一症,务将阴阳虚实辨清,用药方不至错误”(《医理真传卷四》)。正如张景岳所说:“阴者自阴,阳者自阳,焉能相混?”(《景岳全书传忠录明理》),“阴阳无谬,治焉有差?”(《景岳全书传忠录阴阳》)。郑钦安认为,只有阴阳分辨清楚,才不至于犯原则性错误,充分认识到辨识阴阳的重要性。
2.充分认识阳虚证
郑钦安在阴阳之中,擅长于辨识阳虚证,而且在其《医理真传》与《医法圆通》两书之中,大量的篇章在论述阳主阴从之理。这是为什么呢?这我们要从根源上认识郑钦安这样做之目的,完全是出于临以上考虑,并非是出于个人的喜好。如他在《医法圆通卷四》中说到:“人咸目予为姜附先生,不知予非专用姜附者也,只因病当服此……予非爱姜附,恶归地,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。学者苟能洞达阴阳之理,自然头头是道,又奚疑姜附之不可用哉”。意思是说,他擅长应用姜附子热药之目的,完全是因为临床上阴寒证多见,除此“寒者热之”(《素问至真要大论》)之外,不会有它治之法。
为什么郑钦安时代,他所面对的阴寒病症多见呢?这里面是有历史因素的:清初,由于瘟病流行,温病学说逐渐兴起,受叶天士之类学术思想的影响,医家多推崇用药以寒凉清灵,即把用于外感瘟病的学术观点推广应用于诸多病症,相沿日久,形成一种倾向,即崇向阴柔,恣意寒凉的弊端而流行于世,这样导致了临床上大量的阴寒病症而被误诊误治状况。而郑钦安慧眼独居,透过现象看到诸多病症阳虚者,不能为大家所认识,所以他说:“近阅世习,一见此等病情,每称为阴虚,所用药品,多半甘寒养阴。并未见几个胆大用辛温者,故一成虚劳,十个九死。非死于病,实死于药,非死于药,实死于医。皆由医家不明阴阳至理,病家深畏辛温,故罕有几个得生,真大憾也”(《医法圆通卷三》)。“呜呼,阴阳不明,医门坏极。喜清凉而恶辛温,无怪乎阴盛阳衰矣!”(《医法圆通卷二》)所以郑钦安认为,阴盛阳衰之趋势已成为社会之流弊,这种世俗之偏见与不求经旨,阴阳不分,滥用寒凉造成人群中患上通病。即张存悌教授所认为形成“阴盛阳衰的基本态势”,(《火神派温阳九法》),导致临床上阴寒病症占居了多数。而郑钦安擅长于应用附子,正是建立在这样“阴寒病症”病势人群上,这是他非常重阳虚证研究与应用之重要前提。
郑钦安重视阴寒病症之研究,并非是先例,只是这种态势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已。张仲景是最早认识这个问题的,如在《伤寒论自序》中说到:“犹为十捻,其死亡者,三分有二,伤寒十居其七”。证明张仲景时代,其寒证居多且致死率称之首位,足见其寒邪造成疾病而伤感,著成《伤寒论》,用以说明寒邪伤人体阳气之危害。到了宋代,窦材《扁鹊心书禁戒寒凉》中对寒凉伤人说,更是入木三分:“冷病属阴,阴邪易伏,故令人不觉,久则变为虚寒,侵蚀脏腑而死……溺于滋阴苦寒之剂,殊不知邪之中人,元气盛则能当,乃以凉药冰脱,反泄元气,是助贼害主也。夫凉药不知害了多少人,若元气稍虚者,无不被凉药冰败而死,脾胃有伤,焉望有其生……俗医大用凉剂,譬于饮人冷水,阴害黎民,良可慨也。不见当今医家,祸及子孙甚至灭门绝后”。到了明代,张景岳对阴寒伤阳更是认识深刻:“本来之寒,生于无形无向之间,初无所感,莫测其因,人之病此者最多,人之知此者最少……夫今之气有余者,能十中之几?其有或因禀受,或因丧败,以致阳气不足者,多见寒从中生,而阳衰之病,无所不及……故惟高明见道之士,常以阳衰根本为忧”(《景岳全书新方八略》)。张景岳认为,因感寒使阳衰而导致阴寒证者居多。到清代郑钦安时代,就血证之问题他说到:“正气一衰,阴邪上逆,十居八九,邪火所致十仅一二……宜辛(热)者十居八九”(《医法圆通卷四失血破疑说》)。世医对血证无不以清热凉血为治,而从郑钦安治血证中就可以看出,与世行观点大相径庭,可谓是真知灼见。近代祝味菊先生,在《伤寒质难》中说到:“余治医三十年,习见可温者十之八九,可清者百无一二”,因此发出这样的感慨:“阴常有余,阳常不足”。
也许有人会认为,以上所说的是专门寻找出论述“阴盛阳衰”病势观者,当然会发现这样的认识。其实不然,就当今非研究火神派者也会有这样的研究观点。如北京王琦教授在领军进行人体九种体质调查过程中,发现人群中九种体质以阳气虚者占多数,开始他认为是否调查有误,经过核查之后的确如此。无独有偶的是,30名国医大师河南中医学院的李振华教授,50多年研究脾胃病得出的结论是,脾胃阳虚者占80%。
火神派扶阳理念以研究阳虚证着眼点,并非是出于个的喜好,完全是以临床见证为依据。当然重视并认同郑钦安阴阳辨证法则,特别是郑钦安阳虚症辨证方法,更是我们要遵从的规范。如郑钦安在辨识阳虚症时说到:“阳虚病,其人必面色唇口、青白无神,目瞑倦卧,声低息短,少气懒言,身重畏寒,口吐清水,饮食无味,舌青滑,或黑润青白色,淡黄润滑色,满口津液,不思水饮,即饮亦喜热汤,二便自利,脉浮空,细微无力,自汗肢冷,爪甲青,腹痛囊缩,种种病形,皆是阳虚的真面目”(《医理真传辨认一切阳虚症法》)。张存悌教授把郑钦安阳虚病辨证特点总结为“神色、形态、舌脉、口气、二便”为纲领,即:“神——目瞑倦卧,无神,声低息短,少气懒言;色——面色唇口青白,爪甲青;形态——身重畏寒,腹痛囊缩;舌——舌青滑,或黑润青白色,浅黄润滑色,强调舌润滑不燥;脉——脉浮空或细微无力;口气——必口吐清水,饮食无味,满口津液,不思饮水,即饮亦喜热汤;二便——二便必自利”(《中医火神派探讨》)。这样我们临床上更清晰了。
为了简化阳虚病辨证方法,火神派名家吴佩衡教授总结为十六字要诀:“身重恶寒,目瞑嗜卧,声低息短,少气懒言”。这一方法,在吴氏后人之中得到了广泛传承与应用,对于阴阳与寒热辨识,更进一步简明扼要。另位火神派名家范中林先生,对于阳虚证辨识更是简化,但凡舌诊见“舌质淡、舌淡润滑”均符合阳虚证,特别是在《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》中,有过半的医案就是以舌诊认准阳虚病。这一点他完全继承的郑钦安以舌诊辨阳虚证的特色。郑钦安指出:“有似此三阳者,余亦详而验之,但其人舌无苔而润,口不渴者,余即不按三阳法治之,专主回阳,屡试屡验”(《伤寒恒论三阳合病》),即重视舌诊诊断阳虚病的把握性,而对脉诊中,“病现不足已极,则为脉不合病,当舍脉从病”(《医法圆通切脉金针》)。但笔者临床发现,辨识阳虚病,只要“舌淡、脉弱”就可以判断为阳虚证。这是因为,“舌淡脉弱”提示生命活动力低下,就是“气之缩”、气不足,“气不足便是寒”,符合郑钦安阳虚辨病之理。无独有偶,已故名家何绍奇认为;“无热便是寒”。证明“舌淡脉弱”提示无热,无热即是寒,寒就是因为阳虚而阴盛所导致。
在临床上通过大量的病人论证,证明“舌淡脉弱”诊断阳虚病症,简单易行,易于操作,并通过同行及学员在临床得复验证,认为切实可行。同时,阳虚症还伴一系列的自我表现与症状,比如“怕冷、手脚凉”是阳虚病人大多数感受。而临床上,询问病人是否“口渴”,特别是“平素不渴,或渴喜热饮”,是鉴别是否阳虚病的重要依据。
只要我们在临床上确诊为阳虚病,就等于是抓住了“治病求本”之道,并按照《内经》“寒者热之”之法,达到“以平为期”(《素问至真要大论》)之目的。
3.三阴之方治三阴病
郑钦安精于阴阳辨证,认为“阴阳界限,大有攸分”,提出“以三阳之方,治三阳病,虽失不远”(《医理真传卷二》),而笔者则补充为“以三阴之方,治三阴病,虽失不远”,正符合郑钦安之原意。郑钦安还认为:“三阳之方,以升散、清、凉、汗、吐、下为准。三阴之方,以温中、收纳、回阳、降逆、封固为要”(《医理真传卷二》)。
郑钦安虽然讲的是阴阳两分治,其实他在临床上却独重阳虚一面之研究,这是为何?原因很简单,这就是阳虚证增多的缘故。就笔者多年临床所见,其病种虽然繁杂,但阳虚病证者约占居之多数。既然是阴盛阳衰,三阴病证(症)多见,自然我们就会对“三阴之方”情有独钟。
郑钦安认为:“阳者,气也,阳气损于何处,阴寒便生于何处,积阴日久,元阳便为阴邪所灭也”(《医法圆通寒邪内生图说》)。“阴胜则阳病……阴胜则寒”(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》),阴盛则阳必衰,阳衰则阴邪必盛,且阳气不足于何处,而阴邪就在何处滋生。正如郑钦安所言:“真阳不足于上,真阴之气即盛于上而成病……真阳不足于中,真阴之气即盛于中而成病……真阳不足于下,真阴之气即盛于下而成病……此三阳不足,为病之主脑也”(《医理真传卷二》)。况且“真气衰于何部,内邪、外邪即在此处窍发。治之但其真元,内外两邪皆能绝灭,是不治邪而实以治邪……握要之法也”(《医法圆通中风》)。
阳虚之病,有在上、在中、在下之不同,郑钦安倡导用“建中、理中、潜阳、封髓、姜桂诸方”(《医理真传补水汤用药意解》),但却又明确地指出:“皆从仲景四逆汤一方搜出”,表明四逆汤一方为其治“三阴病”之主干方剂。因此,并可推出四逆汤一方为阳虚证之主方,郑钦安认为:“知其妙者,以四逆汤、白通汤、理中、建中诸方,治一切阳虚证候,决不有差……有当轻清以扶阳者,大小建中之类是也;有当温养以扶阳者,甘草干姜汤、理中汤之类是也;有当辛温、辛热以扶阳者,四逆、白通之类是也。此皆治阳虚之要诀也”(《医理真传卷二》)。
如果我们用这个阳虚病辨证标准,去评定或衡量身边的一切病证,那么我们的临床疗效一定是“与众不同”,况且“无论一切上、中、下部诸病,不问男、妇、老、幼,但见舌青,满口津液,脉息无神,其人安静,唇口淡白,口不渴,即渴而喜热饮,二便自利者,即外现大热、身疼、头痛、目肿、口疮,一切诸症,一概不究,用药专在这先天立极真种子上治之,百发百中”(《医理真传钦安用药金针》)。你看,郑钦安老夫子说的多么之自信,只要我们按他的这种阳虚病辨证法,去认识一切阳虚疾病,并按此方法用药,就等于我们找到提高临床疗效的法宝。
郑钦安治阳虚之法,在《医理真传》与《医法圆通》两书中多曾多次提出“扶阳抑阴之法”,不管阳虚之病有多么的复杂化,皆当以此为准绳。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,郑钦安认为:“三阴经病,邪入多从阴化,阴盛则阳必衰,以回阳为先”(《医理真传卷二》)。“凡三阴症,从温补为要,是阴盛阳必衰,故救阳为急”(《医理真传少阴经证解》)。我们不仅认准阳虚病,同时还要救阳为急,即“以三阴之方,治三阴病,虽失不远;以三阴之方,治三阳病,则失之远矣”(作者心悟)。
郑钦安认为,阳虚有上、中、下三焦之分,即“真阳或不足于上,真阴之气即盛于上而成病,用药即当扶上之阳以协于和平;真阳或不足于中,真阴之气即盛于中而成病,用药即当扶中之阳以协于和平;真阳或不足于下,真阴之气即盛于下而成病,用药即当扶下之阳以协于和平”(《医理真传卷二》)。“总之,以温中、收纳、回阳、降逆、封固为要”(《医理真传卷二》)。
郑钦安辨治选方均是针对三焦上中下而设,但其病机则归一也。他认为:“阳者气也,阳气损于何处,阴寒便生于何处,积阴日久,元阳便为阴所灭也。在上者,仲景用桂枝(桂枝汤或桂枝加味汤等)以扶心阳;在中者,仲景用建中(大、小建中汤)、理中(理中汤或附子理中汤等)以扶脾阳;在下者,仲景用四逆(四逆汤或大、小回阳饮等)、白通(白通汤或白通汤加味等)以救肾阳”(《医理真传卷四寒邪内生图说》)。
由于其病机关键是阴邪盛而阳气衰,故此郑钦安认为:“轻浅者,仲景有大、小建中、理中之类以扶阳,最重者,仲景有四逆、白通之类以回阳”(《医理真传卷四》)。这才是选方之根本大法。“观仲景于三阴阴极之症,专以四逆汤之附子,挽救先天欲脱之真火,又以干姜之辛热助之,即能回生起死”(《医理真传客疑篇》)。
由此看来,四逆汤一方乃是扶阳之主干方剂,郑钦安的解释,更是耐人寻味。他说道:“细思此方,既能回阳,则凡世之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,皆可服也,何必定要见以上病情,而始放胆用之,未免不知几也。夫知几者,一见是阳虚症,而即以此方在分两轻重上斟酌,预为防之,万不致酿成纯阴无阳之候也。酿成纯阴无阳之候,吾恐立方之意固善,而追之不及,反为庸庸者所怪也。怪者何?怪医生之误用姜、附,而不知用姜、附之不早也。仲景虽未一一指陈,凡属阳虚之人,亦当以此法投之,未为不可”(《医理真传卷二》)。吴佩衡教授认为,此段内容不可草草读过,要细心品味、竭阐精思,一定会有所大悟。
郑钦安治阳虚病,在上焦者用姜桂汤,在中焦者用理中汤,在下焦者用四逆汤,三方加起来,就是附桂理中汤,合上郑钦安推崇的回阳饮和吴佩衡教授大回阳饮,把这此基本方药进行组合,笔者起名为回阳建中汤。回阳建中汤是笔者的一个经验方,在“扶阳助正,回阳返本”的学术理念前提下,所创建的一个组方,经多年临床经验积累与观察,有一定的扶阳助正,祛邪强身之作用。回阳建中汤组成:附子30g,炮姜30g,生姜30g,炙甘草10g,党参30g,肉桂10g,桂枝10g,苍术10g,白术10g,石菖蒲10g,甘松10g。
回阳建中汤以四逆汤为基础,同时用炮姜与生姜,解决外感与内伤同病的问题;加上党参或人参,就是四逆汤加人参,张仲景称为四逆加人参汤,郑钦安称之为回阳饮,笔者习惯于称为小回阳饮,因为四逆汤加肉桂,就是吴佩衡教授之大回阳饮,且二者统称为回阳饮,故此称之为回阳;阳虚病人一般脾胃功能相对都是比较虚寒的,虚寒的脾胃往往运化与升降功能都比较差,故此苍术、白术、甘松、石菖蒲四味,具有很好的健脾和胃、运脾降胃、调节升降功能的作用;由于阳虚病人极易感受外来寒邪,方中苍术、桂枝、生姜三味,即通阳运脾,同时可以解表散寒,达到有病治病、无病调胃的双重作用。
回阳建中汤一方,主要是针对阳虚这类病人易反复性感受风寒、脾胃虚弱、阳虚体寒而设。这些阳虚病人都是比较轻的患者,经常出现反复性风寒外感,加上脾胃功能虚弱,易出现低热长期难退,浑身酸困,头晕乏力,胃脘胀满,应用一些常规的方法,常常是防不胜防,而回阳建中汤常能达到“有病治病,无病强身”之功效。同时,该方对于三阴病,不管其病在何处,都可以以该方为基础加味而治,真正是达到“以三阴之方,治三阴病,虽失不远”之目的。
4.扶阳助正,回阳返本
郑钦安认为:“用药一道,关系生死,原不可以执方,亦不可以执药,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。实据者何?阴、阳、虚、实而已。阴阳二字,万变万化,在上有在上之阴阳实据,在中有在中之阴阳实据,在下有在下之阴阳实据”(《医法圆通卷一》)。表明,郑钦安用姜桂附之药,一定要有阳虚辨证之真凭实据。况且“阳气若伤,群阴即起,阴气过盛,即能逼出元阳,元阳上奔,即随人身之脏腑、经络虚处便发”(《医理真传卷二》)。
因此,郑钦安强调“病之当服,附子、大黄、砒霜,皆是至宝;病之不当服,参、芪、鹿茸、枸杞,都是砒霜,无奈今人之不讲理何”(《医法圆通卷一》)。在用药上,郑钦安强调指出:“总之用姜附亦必究其虚实,相其阴阳,观其神色,当凉则凉,当热则热,何拘拘以姜附为咎哉!”(《伤寒恒论卷十》)只要认准是阳虚病,应用姜桂附就能达到“扶阳助正,回阳返本”之目的。
郑钦安在《医法圆通卷二》中说:“真气衰于何部,内邪外邪,即在此处窃发,治之但扶其真元,内外两邪,皆能绝灭,是不治邪而实以治邪,握要之法也”。这就给出了一个前提,就是要扶阳,首先看起来并不是针对病邪而治,若仔细分析可以得出,乃为此处真元阳气衰弱,阳衰而阴必盛,扶阳而抑阴,病邪自祛,则从根本上扭转了疾病的本质,恢复了人体“阴平阳秘”(《黄帝内经》)的状态,自然与分型治疗的方法有别。
由于阳气亏虚者久暂及轻重之不同,张存悌教授把它分为三个层次:“即纯阴之象、阴盛格阳(含虚阳上浮和虚阳外越)、阳虚欲脱之三种证候”(《中医火神派探讨》)。这些阴证三层次,有时候外象表现比较复杂,只要按照郑钦安“辨识一切阳虚症法”的标准一一进行对照,透过现象看其阳虚证候的本质,就不难抓住其要领。然后针对这阴证三个层次,郑钦安常采用温阳、潜阳、回阳三法。也就是说阳虚轻候,只要扶阳助阳气,阳盛而阴邪自退;如果阴盛格阳,由于阴阳格拒,郑钦安指出可采用潜阳的方法,使阳潜入下、龙安水位,使病邪自退;阳虚欲脱之危候,郑钦安提出采用回阳的方法,但有时这种方法也难以挽救病人的生命。针对阳虚的三个层次,即阴证三候,温阳之法,当以附子理中汤或四逆汤为代表方,潜阳则以郑钦安创用的潜阳丹为代表方,回阳则以白通汤或四逆汤为代表方。一切目标,都是在“扶阳助正,回阳返本”之前提下,以上所做的,也是就要达到这个目的。
针对阳虚病证(症),采用“扶阳助正,回阳返本”之方法,其疗效是毋庸质疑的。因为,扶阳理念能使我们站在更高一个层次看待中医治疗问题。解剖学名家伯来有句著名的口号:“我给你医治,上帝给你愈合”。这句话的背后,指出的是人体自然修复与恢复能力,祝味菊称之为“自然疗能”,这种自然疗能就是人体的抗病能力,就是人体的自然调节功能、代偿功能及自疗作用。中医药治病的根本所在,“医者不过顺其自然趋势,调整阳用,以缩短其疾病之过程而已”“顺其自然,调整太过与不及,以助其抗力而愈病也”(《祝味菊医案经验集》)。经验告诉我们,大病久病的末期,正是体力最起作用的时候,衰弱的病人,一旦获得强壮的医疗,每每能够出乎意外的建立殊功。祝味菊就擅长这一手。在“扶阳助正,回阳返本”前提下用好姜桂附,就是助人之正气、人之阳气,强化人体的自然疗能,这是因为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。如果人体没有阳气的参与,人就没有足够的抗病力,药物是很难发挥作用的。
所以祝味菊说:“所以克奏平乱祛邪之功者,阳气之力也,夫邪正消长之机,一以阳气盛衰为转归,此要诀也”。这个要诀,就是扶助人体阳气,扶助正气,助正达邪。我们都知道,中医辨证论治并不针对疾病的原始启动因子,并非针对病原微生物这个层面看问题。中医治病的着眼点,在于人体对这个病因的反应上,围绕病症“人”与“病”在斗争中的和合产物,而这时体力却是决定最后结果的主要因素。“治病的方法,如果不能直截了当地去‘病’,就不得不回头来治‘人’。人体对于病邪的侵害,本来就具有天赋的自然疗能,如果我们能够掌握整个体力,就等于掌握整个病变,就能够胜任地操纵了疾病”(《中医临床家陈苏生》)。这种以人为主、治人的方法,我们沿用了几千年,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“扶阳助正,回阳返本”,就是扶助人体正气的功能,充分利用身体自然的疗能,达到通过调整“人”而去“病”。因此,祝味菊又称这种方法谓本体疗法,就是说中医药并无直接杀灭病菌的作用,而是通过扶持人体正气,维持一种有利于人体抗病的体内环境,从而发挥人体的自然疗能。所以祝味菊在治疗中,十分重视阳气的作用,而且他运用温法,不仅限于虚寒证,只要有正虚便可;也不限于虚证,邪实正虚也可;即使是感染、炎症、或六淫之邪,也用温法。总以扶助正气为要,最终达到“扶阳助正,回阳返本”之目标。
“扶阳助正,回阳返本”之理念认为,只要健全或是补充人体之阳气,一切抗邪工作,都应振奋阳气。因为“阳气者,若天与日,失其所,则折寿而不彰”(《素问生气通天论》)。所以,处处事事时时都把扶助人体之阳气做为要务,特别是疾病的危重之时,阳气就显得格外重要,因为用好姜桂附,就能挽救人的生命。
5.结语
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”(《论语》),表明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讲究其方法学的问题。火神派创始人郑钦安,针对《内经》“治病求本”道,推崇阴阳至理,认为“人身立命就是这一个火字。火即气,气有余便是火,气不足便寒”(《医理真传卷四》)。由于其发现阳虚病易于被人们忽略,故而重视阳虚病之辨识与治疗,这并非出于他自己的喜好,完全是出于临床辨证之考虑。如“凡一切阳虚诸症,如少气、懒言、身重、恶寒、声低、息短、舌润、舌黑、二便清利、吐血、心悸、神昏、不语、五心潮热,喜饮热汤、便血、闭目妄语、口臭难禁、二便不禁,遗尿遗屎,手足厥逆,自汗,心慌不寐,危候千般,难以胜举,非姜附何能胜其任,而转危为安也乎?”(《伤寒恒论外附问答》)。也就是说,遇到阳虚病症(证),不用姜附何以治病?难怪当今中医疗效平平,关键是没有明辨阴阳,因为“万病不出乎阴阳”(《医法圆通带》)。临证之中,“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。实据者何?阴阳虚实而已”(《医法圆通用药弊端说》),而用姜桂附,并非异想天开,完全是有阳虚病之依据。因“用姜附亦必究其虚实,相其阴阳,观其神色,当凉则凉,当热则热,何拘拘以姜附为咎哉?”(《伤寒恒论外附问答》)。
郑钦安及后世火神派医家,针对其阳虚病辨病方法,不仅规范而且完善,但临床上不够简化。因为越是复杂的方法,越是不容易掌握,越是简单的方法,越是临床上益于推广应用。因此,笔者针对阳虚病辨识提出“舌淡、脉弱”,就是确认其阳虚病,然后结合病人在上、在中、在下之不同,采用“以三阴之方,治三阴病,虽失不远”之思路,就能达到“扶阳助正,回阳返本”之目的,多年研究应用的回阳建中汤,结合病人的具体反映部位,而后再进行对症性药物应用,治疗阳虚病证(症),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。
治病就像是打仗,徐大椿《用药如用病论》更是如此之说。毛泽东曾经说过:“战略上要藐视敌人,战术上要重视敌人”。战略是层面的问题,战术是点上具体问题。扶阳理论就是站在人体阴阳总体上认识疾病,人体疾病无非是阴阳偏离了正常的轨道,阳虚者扶阳,阴虚者养阴。由于时下阳虚病较多(很多人辨不清阴阳),扶阳理念重视扶阳手段与方法,就是从战略上把握住了方向性,从而应用好姜桂附治好了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问题。“扶阳助正,回阳返本”是从战略上认识阳虚病证(症),而“以三阴之方,治三阴病,虽失不远”则是从战术上姜桂附方药应用上作文章。针对阳虚病证(症),采用了这样战略与战术,正如郑钦安老夫了所说的一定能“百发百中”。同时,郑钦安认为“书要多读,理要细玩。人命生死在于反掌之间,此理不明(指不明阴阳识别),切切不可先主方药”(《医理真传卷二阳虚病总结》)。